今天我们来分析一个滥用职权与玩忽职守的真实案例，一审判无罪，二审最终
判玩忽职守罪两年。

案件情况是这样的：陆某，原系国家建筑材料工业局国有资产监督处副处长，
因涉嫌犯滥用职权罪于1999年1月18日被逮捕。

据查，1994年3月间，陆某利用职务之便，未经领导批准，私自动用国家建材局
在华夏银行定期存款局长基金300万元作抵押，为北京中非玻璃供销公司担保贷
款200万元。1995年9月因该公司逾期未能还贷，华夏银行从国家建材局的300万
元存款中划扣 190 万元抵偿贷款本金。

北京市某区人民检察院以玩忽职守罪提起公诉，一审法院认为检察院指控事实不
清、证据不足，判决陆某无罪。后检察院抗诉，二审法院经审理认定陆某构成玩
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个，一、行为性质认定争议：陆某的行为是构成玩忽职守还
是滥用职权存在争议，其本人及辩护人认为不构成玩忽职守罪，而检察院和二审
法院有不同认定观点。二、经济损失及因果关系认定争议：对于国家建材局被银
行划扣的190万元是否为直接经济损失，以及陆某的违规担保行为与该经济损失
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各方存在不同看法，陆某辩护人、一审法院与二审法院
观点各异。三、法律适用争议：本案行为发生在1994年，涉及新刑法（1997年修
订刑法）生效之前实施的相关行为，在适用旧刑法还是新刑法，以及具体罪名确
定上存在争议。

针对以上争议我们做如下分析：关于行为性质认定方面，1、主观方面：滥用职权
主观方面系过失，通常表现为轻信过失，行为人虽对滥用职权行为本身可能故意
为之，但对行为结果是轻信不会发生危害后果的过失态度。陆某明知提供担保可
能使单位遭受重大损失，却盲目轻信对方，为徇私情而为之，具有轻信过失的罪
过。2、客观方面：滥用职权是超越权限、不法行使职权的行为，多表现为积极作
为；玩忽职守是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多表现为消极不作为。
陆某未经领导同意，违反规定，擅自以单位名义为他人贷款提供担保，系超越职
责范围、违规行使职权，属于滥用职权行为，且其个人决定转存公款、提供质押
担保的行为在无谋私利证据时，也认定为滥用职权行为。

其次关于经济损失及因果关系认定方面，1、经济损失认定：刑法中作为犯罪结果
的经济损失指事实性损害后果，只要案发时客观存在即可认定，事后救济情况不
影响已发生损害后果的认定，本案中190万元应认定为经济损失。2、因果关系认
定：刑法中的因果关系是行为与结果间的客观联系。陆某转移单位存款、签订担
保合同的行为，为华夏银行直接划扣提供了 “法律” 依据和客观便利，其行为与
国家建材局190万元经济损失存在明显客观联系，应认定存在因果关系。

最后关于法律适用方面，本案行为实施于1994年、危害后果发生在1995年，适用
修订前刑法应定玩忽职守罪，适用修订后刑法应定滥用职权罪。根据从旧兼从轻原
则，纵向比较新旧刑法量刑幅度，旧刑法对玩忽职守罪规定的量刑幅度较新刑法中
情节特别严重的滥用职权罪量刑幅度轻；横向比较，修订刑法对滥用职权行为的否
定性评价程度更高，且从相关立案标准规定来看，罪名不同可能影响罪与非罪及刑
之轻重。所以本案应适用1979年刑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以玩忽职守罪定罪处罚，
二审判决引用修订后的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规定不妥。

综上所述分析，认为二审改判陆某有罪是正确的，认定的罪名合理，但在法律引用
上存在瑕疵，本案应按上述分析适用相应法律条款进行定罪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