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桩林权争议引发的刑事追诉

2006年，某村要修建一条沿河水泥路。村委会找到某林场出资修路，林场将一片180亩的人工林松木划给了该村。此后，这片山场的林权几经流转，最终在2016年以4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了钱某。

钱某接手后，又将山场的人工林松木卖给了胡某和左某。2016年11月，林业部门对山场进行了采伐设计，胡某和左某组织工人进行了采伐。

一切看似风平浪静。直到2018年7月，县林业局的一封“森林督查存在问题反映函”，将这起采伐行为推入了刑事案件的漩涡。

林业公安以滥伐林木罪立案侦查。2019年3月，钱某被传唤，随后被取保候审。两个月后，办案人员又以钱某擅自前往南昌为由，将其收监，并没收了取保候审保证金。

钱某怎么也想不通：树不是我砍的，山场我也转让出去了，怎么就构成了犯罪？

争议焦点：谁是真正的采伐者？

我所律师接受委托后，调阅了全部案卷材料，很快发现了案件的关键问题。

公诉机关认定钱某涉嫌滥伐林木罪的核心依据是：钱某在砍伐前曾到山场“指定砍伐山界”，而实际砍伐面积超出了采伐许可证的范围，超砍了13.8亩人工林，折合林木52.4立方米。

但我所律师发现，这个指控在事实和法律上存在多处漏洞。

第一，钱某不是实际采伐人。

案卷材料显示，胡某和左某明确陈述：砍伐民工是他们从浙江丽水雇请的，砍伐工资也是他们支付的。钱某与胡某、左某之间是林木买卖关系，转让价格为40万元。这个价格甚至低于钱某几年前受让该山场的46万元，如果还要由钱某承担砍伐费用，显然不合常理。

第二，“指定砍伐山界”不等于实施砍伐行为。

钱某带领胡某和左某到山场告知大概范围，这是卖方最基本的义务。采伐许可证已经办妥并交给了实际采伐人，具体如何砍伐、砍哪里，完全由胡某和左某自行决定。钱某没有动机也没有能力强制他们超面积砍伐——转让价格是固定的，超砍的林木收益归胡某和左某，钱某分不到一分钱。

第三，超面积砍伐的根本原因是林权证登记错误。

这才是本案最关键的背景事实。

2007年，吕某某办理涉案山场的林权证时，林业部门误将某林场19亩天然林划入证中，却将本应划入的13.8亩人工林松木划给了他人。这个错误直到2018年底才被发现。

也就是说，被超砍的13.8亩人工林，与钱某转让的山场连片且树种相同，无论是之前的林权人还是林业主管部门，都一直认为这13.8亩包含在林权证范围内。钱某在转让时，自然也是基于这个认知。

拥有专业力量的林业主管部门尚且“误认为”，却要求钱某对山场范围必须“明知”，这在法理和情理上都说不通。

程序之争：三次退回补充侦查

案件进入审查起诉阶段后，我所律师向检察院提交了不起诉的法律意见书。但检察机关坚持认为犯罪事实清楚，案件经历了三次退回补充侦查。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补充侦查以二次为限。第三次退回补充侦查，已经违反了法定程序。我所律师在庭前会议上明确提出，第三次补充侦查取得的证据应当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此外，办案机关曾以钱某“擅自前往南昌”为由没收其取保候审保证金。但我所律师指出，这一认定仅有钱某本人的简单供述，没有车票、路桥费、医院记录等其他证据佐证，违反了“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刑事诉讼原则。

庭审交锋：坚持无罪辩护

案件起诉到法院后，我所律师先后提交了《庭前会议申请》和《非法证据排除申请》。由于疫情原因，法院三次开庭审理。每一次开庭，律师都毫不妥协地坚持无罪辩护。

为了证明钱某没有组织或雇佣砍伐行为，律师自行向两名证人收集了证言，并在律所全程录音录像，以防被指控“指使证人作伪证”。事实证明，这一预防措施十分必要——办案机关随后果然询问了这两名证人，其中一名证人称“是律师指到那个地方叫我按的手印”。所幸有录音录像为证，律师的执业行为经得起检验。

为了直观展示案件程序违法和实体问题，律师还制作了时间图表，清晰呈现了林权变更、砍伐时间以及公诉机关第三次退回补充侦查的违法事实。

判决结果：免予刑事处罚

最终，法院判决钱某构成滥伐林木罪，但免予刑事处罚。

从被刑事立案、取保候审、收监、没收保证金，到经历三次退回补充侦查、三次开庭，这起案件历时近两年。虽然未能实现无罪判决，但在证据存在争议、程序存在瑕疵的情况下，我所律师通过精准的法律判断和坚持不懈的辩护，为当事人争取到了免予刑事处罚的结果，避免了牢狱之灾。

案件启示：几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案件结束后，整理本案材料时，有几个问题值得拿出来再说一说。

问：什么是滥伐林木罪？哪些行为可能构成该罪？

根据《刑法》第三百四十五条，滥伐林木罪是指违反森林法的规定，滥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数量较大的行为。根据相关司法解释，滥伐林木数量较大的标准通常是10至20立方米或者幼树500至1000株。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即使持有采伐许可证，如果不按许可证规定的时间、数量、树种或者方式采伐，也可能构成该罪。此外，自己种植的林木，除农村居民采伐自留地和房前屋后零星林木外，也需要办理采伐许可证。

问：转让林木后，原权利人是否要对买受人的采伐行为负责？

一般情况下，如果林木已经转让，且转让后采伐许可证由买受人持有、采伐行为由买受人组织，原权利人不应对买受人的超范围采伐承担刑事责任。但本案中，钱某被追究责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曾到山场“指定砍伐山界”，被认定为对采伐行为具有一定程度的支配作用。这也提醒从事林木买卖的人员，在交易过程中要注意明确各方权利义务，避免因告知行为被误读为指挥行为。具体如何认定，还需要结合全案证据综合判断。

注：文中人物均系化名

编辑：袁钰琪（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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